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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资公司占了全国抗战捐款的三分之一

主席，今天我不是来看风景的，我是来吃饭的。

1940年5月31日，延安杨家岭的土坡上，这句话砸下来，周围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。说话的人叫陈嘉庚，南洋赫赫有名的橡胶大王，他这话，是对着毛泽东说的。毛泽东刚热情地提议，想带他去看看自己住的窑洞，算是一种礼遇，一种亲近。

可陈嘉庚摆了摆手，拒绝得干脆利落。场面一度有些尴尬。延安的干部们可能心里都在打鼓，这位从南洋远道而来的大金主，脾气怎么这么怪？

他的脾气一点都不怪。就在十几天前，他还在重庆。作为国民政府的贵客，蒋介石用上千银元的宴席招待他，山珍海味，觥筹交错。可陈嘉庚一筷子都没动，饭后他走到街上，看到的是衣不蔽体的难民，和飞涨到普通人几个月工资都买不起一袋米的物价。那种奢华与民间疾苦的巨大裂痕，像一根针，狠狠扎进了这位六十多岁老人的心里。

他这辈子只干两件事：挣钱，花钱。十六岁跟着父亲下南洋，从米店的学徒干起，硬是凭着一股狠劲，把一个快破产的铺子，做成了一个遍布东南亚的商业帝国。资产最高时达到一千两百多万新加坡元，手下养着三万多号人。但他对自己却抠门到极点，一件衣服穿十年，吃饭就是地瓜粥配咸菜，全家一年的开销不到三千块。

省下来的钱，他都扔进了两个无底洞：一个是办教育，一个是救中国。他倾尽家产办了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，被学生们喊作校主。抗战爆发，他更是号召南洋华侨捐款，前后总计超过十亿，占了全国抗战捐款的三分之一。这笔钱，要怎么花才能用在刀刃上，是他最操心的事情。

所以当他到了延安，他不想看谁住得好不好，不想听什么漂亮的口号。他就像一个最精明的投资人，要亲自考察项目的底细。而一个组织最真实的底细，全在食堂里。他要知道，这里的人，尤其是领导，吃的是什么。

他跟着走进了延安的干部食堂。没有单间，没有特供，一口大锅里熬着小米粥，桌上摆着几碟咸菜和玉米饼。毛泽东、朱德，和所有普通战士一样，端起碗就吃。陈嘉庚默默观察着，自己也盛了一碗，尝了尝。就是这一碗小米粥，让他悬着的心，落了地。

在重庆，他看到的是上层和底层的割裂。在这里，他看到的是上下一体。一个连领袖都和士兵吃一样伙食的队伍，战斗力还能差吗？一个把资源平均分配给每个人的地方，民心还能不向着吗？这比任何慷慨激昂的演说都有说服力。

接下来的九天，陈嘉庚像个不知疲倦的考察员，把延安的学校、农场、工厂都走了个遍。他去访问抗日军政大学，看到学员们在简陋的窑洞里学习，自己动手纺纱织布，精神头却一个比一个足。他跟两百多个从南洋回来的归侨青年聊天，问他们吃得饱吗？穿得暖吗？大家告诉他，这里虽然苦，但人人有饭吃，有衣穿，没有谁搞特殊。

他看到干部们带头下地开荒，边区政府推行减租减息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高。整个陕甘宁边区，被国民党严密封锁，却硬是靠着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的劲头，撑起了一片天。这股朴素又顽强的生命力，与重庆的奢靡浮华、死气沉沉形成了天壤之别。

离开延安时，这位见过无数大风大浪的商业巨子，在日记里写下了一句结论：中国的希望，在延安。他不是一个轻易下判断的人，他的结论，是用自己的双脚一步步丈量出来的，是用自己的眼睛一幕幕看出来的。

回到重庆后，国民党的官员追问他延安观感如何，他直言不讳：延安吏治清明，人民安居乐业，重庆简直是乱七八糟。这话让孔祥熙等人气得跳脚，立刻派人监视他。可陈嘉庚不在乎，他直接用行动做了选择。南洋华侨的巨额捐款，原本是全部交给国民政府的，从那以后，他开始明确分流，将大批药品、布匹和款项，绕过重重关卡，直接送往延安和八路军前线。

有人说，陈嘉庚的选择，源于一次饭局的对比。这话说得不全对。那顿饭只是一个切口，一道光，让他瞬间看透了两个不同世界的本质。他一生信奉的，就是实干和诚信。他捐钱办学，每一分钱都要亲自过目，绝不允许浪费。他做生意，讲究的是货真价实。他用自己最朴素的价值观去衡量两个政党，谁在踏踏实实为这个国家办事，谁在挖空心思中饱私囊，一目了然。
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日军占领新加坡，陈嘉庚的企业毁于一旦，他本人也开始了长达三年的逃亡生涯，九死一生。可即便在最狼狈的时候，他也没停止抗日救国。他秘密写下《南侨回忆录》，记录下那段烽火岁月。日本投降后，他回到新加坡，第一件事就是重建华侨组织，继续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奔走。

1949年，他作为华侨首席代表，登上了天安门城楼，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。毛泽东后来给他题词：华侨旗帜，民族光辉。这个评价，他当之无愧。他不是政治家，也并非天生的革命者，他就是一个商人，一个爱国的华侨。他用商人的精明，做了一笔关乎民族命运的投资。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家和声望，都押注在了那个吃小米粥的队伍身上。